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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汉斯继续说：“我在巴黎认识一个法国老兵，参加过博罗金诺，从俄国走回来的。他说，他打仗的时候以为自己在保卫祖国。后来拿破仑倒了，波旁王朝回来了，他那些年流的血，全白流了。他说，他现在什么都不信了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看着两个朋友。

    “你们呢？你们信什么？”

    卡尔沉默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。我从前信那些学生，信瓦特堡，信那些烧书的人。现在呢？格奥尔格被抓了，那些学生团体被解散了，烧书的人被当成恐怖分子。我不知道还能信什么。”

    弗里德里希想了想。

    “我还信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那些琐碎的事。那些不起眼的工作。那些今天做一点、明天做一点，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到结果的事。”

    他把韦伯的事讲了，讲那个巴伐利亚的商人，讲关税同盟带来的变化，讲那些虽然慢但确实在往前走的进步。

    “费希特说过，真正的变革不是靠烧书完成的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，做那些枯燥的、琐碎的、不起眼的工作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我从前不太懂。现在有点懂了。”

    汉斯看着他，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你变了。”

    “变了？”

    “比在柯尼斯堡的时候，更……”汉斯想了想，“更像你父亲。”

    弗里德里希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想起父亲。想起那个拄着拐杖站在门廊前的老人，想起他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想起他信里写的“想明白了，就去做”。

    “也许吧，”他说，“也许这就是长大。”

    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然后卡尔举起杯子。

    “为了那些琐碎的事。”

    汉斯也举起杯子。

    “为了那些不起眼的工作。”

    弗里德里希举起杯子，和他们的碰在一起。

    三只陶杯发出沉闷的响声，和十二年前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七

    深夜，朋友们走了。

    弗里德里希一个人坐在桌前，点起蜡烛，翻开那个跟了他十三年的本子。他拿起笔，在烛光下写字：

    “一八一九年九月

    格奥尔格被抓了。费希特的书我烧了大部分，只留下原稿，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。洪堡说，留着它，等那一天来了再拿出来。

    汉斯回来了。他变了很多，但有些东西没变。卡尔也变了，他从前是最乐观的那个，现在却比谁都迷茫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。也许真的像洪堡说的，要等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。也许我这一辈子都等不到。

    但我想，费希特的那句话是对的：不是我们已经是什么，而是我们想成为什么。

    我想成为的那个普鲁士，那个德意志，还在路上。也许很远，也许永远到不了。但至少，我还在走。

    这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他合上本子，吹灭蜡烛。

    窗外，月光很亮。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，当当当的，一声接一声。

    一八一九年的秋天，就这样来了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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